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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面试热点话题之不回避问题,也不过度承诺

2018-05-26 00:40 来源:漳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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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省直工委和贵州社院、云南社院在教学形式和内容方面也作了精心安排,授课老师除了学院领导,还有省级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层次高、水平高;课程设置遵循“理论上提升、认识上提高、思想上升华、文化上引领”的原则,分别开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论述》、《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大学》修身为本》、《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等课程,从思想上、理论上、认识上全面发力,确使全体学员学有所感、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那么,新时代到底“新”在哪里?  续写新篇章。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和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统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十届三次、四次、五次全委会议精神,深入落实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总结2017年自治区直属机关党的工作,安排部署2018年工作。该片一经播出,在海外引起广泛热议,激起了无数外国人对中国新时代的探究热情。

    梦想新征程。培训期间,组织观看了《大无大有》《信仰》等党性教育纪录片,并专门安排时间学习《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党员发展对象培训教材》等理论教材。

  来源:深圳机关党建网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要有打硬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大无畏勇气,面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机关中的新表现,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在推进“四个伟大”的实践中提高政治能力,更好履职尽责。

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领航者,无愧为全党拥护、人民爱戴的领袖,无愧为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

  1959年,已经担任井冈山敬老院院长的李尚发,把这罐珍藏了30多年的食盐捐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成为了艰难岁月里军民同甘共苦、不言放弃的历史见证。

  有的同志说,“看剧之前先看了展览,看完剧之后再听工作人员详细的讲解,就对展览的事迹有了更多了解,增进了对烈士精神的认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三要找准自身定位,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走在前作表率。

  正是这些特质和优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觉清除肌体中的“垃圾”和“毒瘤”,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

   

  大会审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体现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了过去5年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明确了今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人选;分别表决十三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这次会议的议程是: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人选;分别表决十三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

  

  事业单位面试热点话题之不回避问题,也不过度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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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面试热点话题之不回避问题,也不过度承诺

在政治思想大引领行动方面,将大力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集中培训,全年组织开展市直机关党务干部、处级干部、政治理论骨干、党员发展对象约2000人的集中培训。

2018-05-26 09:51:19 凤凰历史 罗新

 

罗新 资料图

嘉宾简介: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专业代表作是《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与《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曾在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是其首部历史大散文著作。

引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在53岁时做了一件他惦记了15年的事--从大都(北京)走到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他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用了15天的时间,用脚丈量了450公里的河山,抵达上都,并写成新书《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凤凰网历史特邀罗新教授进行独家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采访:王诗云,整理:王诗云

行走想法已有十五年 忠实记录是种责任

凤凰历史:罗老师您好,今天想和您聊一聊您的新作:《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首先想问您,您行走的初衷是什么?步行去上都之时,沿途风光已与600年前大不相同,但现在不去,随着城市进程,将来更看不到几百年前的旧时山河。从行纪中让读者看到您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即将消失的历史,这是您的另一个初衷么?

罗新:我在十四五年以前就有行走的想法。因为要想了解交通路线,最佳的办法就是像古人一样走,甚至比古人速度更慢,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习惯的那样,开着车直达某些点,而是把行程裁成一条线。

当然,在短途里,我们经常做这种行走,但像大都到上都这样长路线的行走,我还没有试过。过去走的时间短,都是一天两天,两三天,但逐渐地,我开始愿意试一试长途行走,也许是对纯粹的书斋生活有些厌倦,觉得它有很多问题,觉得自己不能了解社会。所以这次行走是一次试探,走这么长的路,一下子走两个礼拜,对我来说是第一次。

最初出发时,我也没有想过会写什么,但是走着走着,就觉得应该把自己记录下来,把看见的记录下来,把自己想的记录下来,所以路上写了很多,后来才能根据这些写成文本。至于目的是什么,我还谈不上,只是想忠实地记录一点东西,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试探。

就凭这个研究历史,当然远远不够。首先,这种走法只是走马观花,要想真正做研究,还应该停在某些地方,像考古学那样做更加扎实、细致的调查,但是我还没有那么做。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这么走一走比不走要好,看见比没看见要好。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

清朝建立一百年时 汉化水平与元顺帝时期接近

凤凰历史:您的书中引用了大量元代的扈从诗文,您心目中最能反映大都、上都驿路间风情文化的诗是哪首?为什么?扈从诗与唐代边塞诗的差别在哪?

罗新:我说不上最喜欢哪一首,虽然我们一般会引用扈从诗,但其实有些不是扈从的诗,也挺有意思的。说句实话,元代诗人的诗不是那么好,不仅比不上唐代,大概也比不上宋代。从大都到上都,这么重要的一条路,这么重要的经历,元代人只把它反应在诗里,而不是反应在散文,或其他类型的记录里。设想唐代或宋代、明代的文人,他们不仅会留下诗,还会留下许许多多更写实的文字,可是元代很可惜。在文学创作这方面,元代至少从诗歌上是赶不上的唐代的。

行走在公路上

凤凰历史:一些史家认为,大都是元朝的首都,上都是陪都,而不少专家、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也有回避这种主次的提法,以冬都、夏都来区别,您认为二者有无主次之分?亲身行走之后,您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新的看法?

罗新:大概在忽必烈最初设置双都制时,心目中没有主次之别,也就是说,元代的双都制就像游牧人的夏牧场和冬牧场一样,只是一个转场的过程,是共同重要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我们更重视冬牧场,因为元代皇帝在冬牧场待的时间长。而且许多定居城市由冬牧场转化而来,所以我们会比较重视冬牧场,也就是重视大都。

历史实践的发展是,人们会越来越依赖冬天所定居的地方,因为这里更靠近物产丰富的地区,人口也更多,其他各种供应也更好,元代后期的统治者,特别像元顺帝,有时夏天就不去上都了,显然他更喜欢大都。所以从发展的角度看,靠近定居农业社会的大都,地位越来越重要,既使最初不是更重要,但后来一定是最重要的。

进入内蒙境内

凤凰历史:元代灭亡迅速与其汉化程度有没有必然联系?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是否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差?它们的冲突在哪?许多人将草原文明与“野蛮、疯狂、杀戮”划等号,您怎么看?

罗新:我不觉得元代有明确拒绝汉化,或汉化的速度慢,因为一个王朝倒台有很多种原因,很复杂,元朝撑了一百年左右,时间也不算短。清朝建立一百年时的汉化水平,与元顺帝时期元朝的汉化水平还是比较接近的,当然,他们各自所承受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元朝所承受的北方中国的文化,与明代中国的文化水准也不一样。所以,不能简单地类比。

如果元朝像清朝那样,又待了两百年,那元朝就与清朝差别不大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汉化,它是一种新型文化,清朝文化与明朝也很不一样,也不能叫做汉化,因为汉人变了,满人也变了。如果蒙古统治者在中国的统治时间再长一些,最后蒙古人也会变,蒙古统治下的元朝人民也会变。不能把“某一种文化”说成是“某人的文化”,而且文化本身在变动当中,更不能说某一种文化征服另一种文化。我不认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存在冲突、挑战或竞争,但从经济生活和人的适应角度看,从游牧向定居社会转移是主要线索和普遍现象,反过来还比较罕见。

在古代,无论定居社会,还是游牧社会所建立的各类高等级政治体,它们的历史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充满了许多我们今天要谴责、拒绝,要在道德上予以反对的东西,并不是谁更缺少血腥和暴力,而是都有,只是谁掩饰得多一些,谁记录得多一些。

而在历史上,游牧社会的血腥和暴力,通常被定居社会的人记录得多一些,因为历史主要由定居社会的人来书写,所以会留下一些游牧社会的人对定居社会造成的伤害,包括暴力、征服、文化上的压制、语言上的摧残等等。但我们作为今天的读者,作为今天学历史的人,并不能因此说游牧社会暴力性更强,暴力性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都是一样的。

中国大众读者的水平 二十年来大大提高

凤凰历史:我作为非专业的读者,在读本书的开头时,觉得信息量较大,但读进去以后,感觉本书像是基于历史学的博物学游记,是什么原因让您用这样阅读门槛较高的笔体写出了这部作品?是否担心普通读者对此书“望而生畏”?

罗新:我使用这种写法,不是没有考虑过读者,又不是写给自己和专业的同行看,那么写给谁看?总得来说,我考虑把旅行写作与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虽然有点大杂烩的意思。我读过很多英文旅行写作的书,有一些让我很佩服,他们能够把旅行写作,以非纯粹游记的方式展现。在中文旅行写作的书里,这类做法似乎还很少,所以在这本书的写法和文体上,我有一些探索。

至于读者,也许在十几、二十年前,存在“到底写给谁看”的问题,但是二十年过去,中国大众读者的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再也不能以专业工作者自居,以为我们与读者世界隔得很远,我们说的话他们听不懂,所以我们要迁就他们去写通俗的,科普性的读物。

就我这些年与读者的接触,我觉得当今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他们有很好的训练,很好的社会经验,也有很好的人生思考,基础教育相当好,读得了各种各样的书。事实上,他们正在读的很多书,比我们这些专业领域的人都多得多。所以我相信,不完全存在读者障碍问题,相反,我们写的有些地方,很可能还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我写的书,让读者对某些更深入的工作有兴趣,我会很幸福。

今天的历史研究 有责任还原“历史叛徒”的命运

凤凰历史:您提到每天轻松并享受行走只有两三个小时,当您失去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和对所见所闻记忆的能力,这种“麻木的行走”是否会影响您对旅程的客观记录?旅行写作与历史思考结合的最大困难在哪?

罗新:会有影响,我的书里也显示了这一点。我在写作过程中请朋友看,他们也注意到,后面的几章,好像急着写完一样,其实就是反应了我当时越来越疲惫,急着走完的心情。所以这必然会影响我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和思考,甚至连思考的深度都谈不上,逐渐没有就思考了。

但是,走路都是这样的,走四五小时,五六小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是在空中走,而是在黑暗中走,好像在隧道里一样,只能看见眼前这一点点光亮。而且我太疲劳了,后来日记也记不动,很早就要睡觉,会忘掉很多东西。我想这是难免的,不同角度,不同状态下,观察者记下的东西是不同的,在那么疲劳,甚至有些厌倦的情况下,你的记录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或者称之为缺点。

其实行走本身没有什么内容可写,就是整天走,也没有意思。我从我读到的那些,特别是英国旅行作家的作品里,他们的思维很开阔,书的结构也很开阔,我尝试着不仅记录我的行走,同时把别人行走中有意思的部分,自己做翻译,搬进我的书里来。那些部分比我自己写还吃力,因为要做翻译,又想译出味道,又要忠诚于原作,所以花了很多精力。

借一匹马牵一会儿

凤凰历史:您认为旅行写作和历史思考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罗新:我觉得,旅行写作和历史思考是不冲突的,我尝试让它们不变成冲突。一般来说,我们研究历史,主要是做书斋工作,虽然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但对于历史学工作者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图书馆进行,出门玩也许是一个借口,嘴上说要去行万里路,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但作为史学工作者,在行走中思考很重要,因为你受过史学训练,怀着史学目标,在行走中是不是能把它们结合起来?比如我走到长城地带时,用了很多精力来谈投奔到蒙古去的汉人,以及投奔到明朝来的蒙古人,他们分别从属于两个相互敌对的政权,但是他们在今天的族群意义上,又分别属于自己正在敌对的政权。所以这些人怎么生存?我其实很关心这些人的命运,这与我自己的专业研究关系非常紧密,这十年来,我主要在研究这些人,也通过这次写作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人都属于边缘人,属于被历史洪流挤压的人,他们不是像戚继光这样,在边疆捍卫明朝、捍卫长城的英雄人物。从今天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就像叛徒一样,在夹缝里生存。其实很多人都处在历史的夹缝里,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讲,他们今后都会被历史扫到一边去,并且会被污名化,妖魔化。

我觉得,今天的历史研究,至少有责任把他们的命运还原、揭示出来,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群人存在。可能这些人数量很大,不止存在于边疆,在内地、城市、乡村,与他们性质接近的人有很多,我就是希望关心这样一群人。

所以,对于人类种族的划分,不能单一地以生物学角度进行区别。在边疆地区,有大量来自蒙古各部落的蒙古游牧人,后来他们就变成了明朝的人,今天成为我们北方汉人的祖先之一。也有大量明朝边民,跑到长城外加入了蒙古,成为蒙古人,起蒙古人的名字,说蒙古语,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的后代今天也宣称自己是蒙古族。族群与族群的边界永远是开放流动的,它不是封闭的,不是相互隔绝的。虽然族群间在文化上有差别,政治上分属于不同的集团,但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分不清楚,而且不应该区分的。

在李陵台古城遗址内

象牙塔学者对中国不了解 应该走到书房之外

凤凰历史:您在本书结尾写道,希望实现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似乎不止于人和山水之间,能否为我们解释其中的内涵?您觉得实现这种转变的意义在哪?

罗新:我不认为我实现了这种转变,只觉得这是我应该走的路,不止是我,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前辈后辈,也不止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一样。大家都受过理想主义的教育,都会被各时代的英雄主义教育、理想主义教育影响。可事实上,进入人生中晚期阶段,回过头来,人们都觉得那些教育与自己后来的人生有很大距离,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理想主义教育中,有某些东西永远在我们心里,它会在某个时刻,某种情况下影响你。比如关心社会,关心更多的人,关心个人利益之外更多人的利益,关心自己所在世界之外更大的世界,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里,这都是美好的,是值得崇尚的。可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逐渐被遗忘,我们逐渐就没有能力这样做了。

知识分子也是,我们所谓的初心,是关心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但是在学习中突然发现,根本做不到,只能研究很小的一部分。就像你不再是一个厨师,而是和面的,你只能做那么细致专业的工作,而忘记了别的。象牙塔里的研究者都面临这一问题,我们好像在研究中国历史中某个很小的问题,但对中国却不了解,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大众都不了解,在现实中也与他们隔绝,那么多人在辛苦劳作,你其实不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是我多年来很大的困惑。

在蒙古包与牧民攀谈

从旅游者到旅行者转变的意义在于,虽然我最终无法做到与普通劳动者、与社会每一份子都能交流,但我希望,尽量往那个方向迈出一步,通过走到自己的书房之外,去理解一点他们的世界。因为现在出门坐飞机,坐火车,到了就住宾馆,别人都为你安排好了,你和路人是没有关系的。但你在路上走,所有人都和你有关系,大家都很平等,对方不认为你是来这里赚赚钱,看看热闹就走的人。在我行走的十五天时间里,没有碰到一个让我不喜欢的人,大家都很善良,给我很大的温暖,这让我很吃惊,我想如果我抱着游客的心态,是碰不到这种人的。

行走结束之后,转过头来回忆,我对路都忘记了,想到的都是一些人,他们那么可爱,实在,他们不是英雄,不是你理想中的某种人,但都是和你一样实实在在的人,只是过去不了解他们而已。

罗新教授新作:《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责编:王诗云 PN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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